在著名的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被称为“镇馆之宝”的石碑。它便是罗塞塔石碑，说出来可能会令你失望的是，这座高约112厘米、宽76厘米的石碑，实际上只是残缺的石碑碎片，看起来毫不起眼，缺乏美感。但是对于许多研究学者而言，它可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文物。
历经波折的石碑
这块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由托勒密埃及王国时代的祭司所做，以作为当时年仅13岁的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的纪念。石碑主要阐述了托勒密五世自父亲托勒密四世处袭得的王位之正统性，以及托勒密五世所贡献的许多善行，例如减税，在神庙中竖立雕像等对神庙与祭司们大力支持的举动。
在1000多年里，这块石碑历经了层层波折。最初陈列在古埃及一座神庙里的它，因为动荡的时局四处流浪。完全不同的统治阶层，不断带来新的语言文字和宗教，改变了埃及的方方面面。刻有象形文字的神庙对他们新的统治者不再有任何意义，神庙因此被拆毁成为新建筑的原材料。瓦砾中便有罗塞塔石碑，它被重建成一堵墙。古埃及象形文字也随着倒塌的神庙日渐式微，直至成为世人的“天书”，几千年前的古埃及文明也成了巨大的谜。
1799年夏天，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法军上尉布夏贺，在罗塞塔小镇郊外指挥扩建防御工事时，意外发现了这块刻有密密麻麻的文字的大石头。他意识到这块石头的重要性，随后便将其运往拿破仑在开罗设立的埃及研究所，以供随军而来的学者们研究分析。不过，1801年拿破仑带领的法军被英军打败，包括罗塞塔石碑在内的文物也随之易手。当时法国的科学家们非常不愿意将文物拱手相让，曾致信英国大使威胁如若英方执意强取豪夺，他们将焚毁这批文物。后来法军在撤退时，也曾意图将罗塞塔石碑偷偷运回法国，但半途被英军捕获。事后双方协议，法方可以保留之前的研究成果与石碑的拓印，英方则获得石碑的实际拥有权。
罗塞塔石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密集的文本内容，而在于它为学者们提供了阅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在这块石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又称圣书体，代表献给神明的文字）、埃及草书（又称世俗体，是当时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以及希腊文（代表统治者的文字）三种不同的文字刻了相同的内容，以确保整个埃及都能读懂。古埃及文字早已消亡，但希腊文受到的影响却不大，这便意味着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希腊文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罗塞塔石碑的发现无疑是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艰难的破译过程
罗塞塔石碑发现之后，学者们便开始疯狂的智力竞赛，争取成为第一个破译这块石头的人，但在研究多年之后，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直到1814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托马斯·杨第一次取得质的突破。托马斯·杨是一位少见的全能型学者，不仅在物理学领域颇有成就，而且涉猎甚广，包括数学、声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等。出于兴趣，他也开始加入破译罗塞塔石碑的队伍。通过将古埃及文与希腊文（1802年完成）逐一对比，托马斯·杨发现写在椭圆形里的象形文字与法老“托勒密”的名字出现的位置基本一致。而且托勒密是来自希腊的外国统治者，名字在古埃及文字中必然只能使用一些字符拼出读音。如果将托勒密的名字按照读音拼写一一对应，便可以得到一部分古埃及文字组成的字母表。随后，他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文章，于1814年匿名发表。
虽然破译古埃及文字的工作在托马斯·杨这里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他缺乏足够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做支撑，其注明的很多读音是错误的，这也导致他后来的研究迟迟得不到进展。就在破译工作陷入困境时，法国语言学家让·商博良终于释读成功。
从小酷爱语言的商博良，年纪轻轻便通晓拉丁文、希腊语、科普特语（古埃及语演变而来，已消失）等多种语言，他潜心于学问，常常研究文物至深夜。商博良对于椭圆形里象形文字的判断与托马斯·杨的思路大致相同，不过他采用了另一种方法辨别字母。他从其他途径找来法老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名字的象形文字与托勒密（Ptolmy）对应的象形文字进行对比，通过排除其他意义不明的干扰字符，找出了相同字母的正确写法。这个方法显然更为有用，准确率更高。随后，借助于科普特语的知识，商博良还发现象形文字既有表意也有表音。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工作，商博良终于完成了罗塞塔石碑的翻译，还编制出完整的古埃及文与希腊字母的对照表，以及《古埃及文法》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典》，为后来解读大量埃及遗留的纸草文书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工具，被誉为“埃及学之父”。